学习经济学会抑制合作吗?

Robert H. Frank, Thomas Gilovich 和 Dennis T. Regan 合著

在 1879 年的一篇作品里，Francis Amasa Walker 试图解释 “为什么经济学家在大众看来不那么顺眼。”最后成了美国经济学会第一任主席的 Walker 提出之所以这样，部分原因是经济学家无视 “……和人们的职业与地域密切相关的风俗与信仰，而风俗和信仰会使人们的表现和经济学理论的预测大不相同。”

一个多世纪之后，公众还是对经济学家将信将疑。这种态度有一部分源自对经济学家在重要公共政策问题上之立场的明显误解。例如，经济学家通常会提倡由最高竞价者获得排放大气污染物的权利，这导致批评者抱怨经济学家 “ 毫不顾及环境并对穷人缺乏同情 ”。还有什么，批评者质问，能够让他们支持一个 “ 允许富人随心所欲地排污 ” 的项目？不过，通过更细致地观察，经济学家的立场对穷人的利益和环境的考虑并不象表面看起来那么不堪。实际上，正如大多数学习经济的同学所知，污染权利竞价的效果是以最低的代价把负担集中到有能力降低污染的人们和企业手上，而不是让穷人负担。而这个结果显然符合所有公民的利益，无论穷人还是富人。

抛开这个误解不谈，公众对经济学家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怀疑——就是，人们认为经济学鼓励大家为追求物质利益而变得自私。本文将考察这个怀疑是否合理。

经济学家与利己主义模型

如果追问下去，大多数经济学家会承认人们并不总是只在意自身的物质利益。出于美学角度也好，出于作为公民的责任也罢，许多人也关心其他人的福利。

但是很少有经济学家把这些更广泛意义上的考虑纳入其人类行为学模型。没有报酬的志愿者可能完全是出于对弱势群体的关心而领导联合基金会的本地活动（United Way Campaign）；但是经济学家却更愿意相信应该挖掘更狭隘的个人利益动机。仔细考察之后，确实可以发现至少有些证据支持经济学家的犬儒主义论点。当我们审查志愿者组织的会员时，我们发现保险公司、地产中介、汽车销售、慈善会社以及其他一些销售性质的主体占有很高的比例。而这些组织中的卡车司机和快递员工占比却相对较低。

利己主义模型能够对此现象做出有力的解释。无论爱情在维护婚姻关系中充当何种角色，我们知道在提供自由福利的国家离婚率会更高。当能源价格升高时，人们更愿意拼车和为房屋做隔热。当时间机会成本增加时，人们会少生孩子。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在经济学家看来，个人利益之外的动机也可能有些关系，但是它们终究是人类活动主要驱动力的次要因素，而纵容它们会使我们面临风险。正如 Gordon Tullock 所言，“正常人大概 95% 是狭隘意义上的自私。”

从其经济学基础出发，利己主义模型有力地影响着许多其他学科。心理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游戏理论家、生物学家以及其他研究人员日益依赖此模型来解释和预测人类行为。

本文研究的基本问题是了解利己主义模型之后，关注个人利益的行为是否发生程度上的变化。文章将分为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我们将汇报一系列经验研究的结果——其中有些是我们做的，有些是其他研究者做的——这些研究支持经济学家的行为更关注个人利益的假设。就其本身而言，这些证据并不能展示出了解个人利益模型是更关注个人利益的 原因，尽管我们会看到一个案例可以根据先验理由推出这种关系。另一种解释是经济学家本来一开始就更关注个人利益，而这种不同正是他们选择研究经济学的一个原因。在第二部分，我们将提供一些初步证据来表明了解个人利益模型确实会增加关注个人利益的行为。

I. 经济学家的行为有所不同吗？

A. 搭便车实验

利己主义模型的一个最明确的预言是当涉及公共或集体物品供给时，人们会倾向于搭别人努力的便车。即使会大受其益的人——比如会享受更高质量公共电视节目的人——也很少愿意主动付出。个人贡献毕竟太小，很难为达成目标带来实质影响。

Gerald Marwell 和 Ruth Ames 的一项研究实验发现学经济的学生确实在号召大家为公共福利做个人贡献时远比其他人更愿意搭便车。实验的基本设置包括一组对象。这些对象被分配了一定量的初始资金，他们需要把这些资金存入两个账户：一个是 “公共账户”，另一个是 “个人账户”。实验结束后，个人账户的资金会一分不少的发给每个实验对象。而公共账户的钱则会首先汇总，乘以一个大于 1 的系数，然后再平均分配给每个实验对象。

在这种条件下，每个实验对象的最优社会行为是把所有的初始资金都存入公共账户。但是个人最有利策略则是把所有资金都存到个人账户。利己主义模型的预测是所有实验对象都将采用后者。大多数人并没有这样做。在 11 次试验中，对公共账户的平均贡献率大约是 49%。

仅在第 12 次试验中，学经济学的一年级硕士新生作为试验对象，Marwell 和 Ames 得到的结果更接近利己主义模型。这些试验对象只把初始资金的 20% 贡献到公共账户，这个数据明显低于非经济学试验对象的数据 (p<.05)。

每次试验结束之后，Marwell 和 Ames 会问试验对象以下两个问题：

1. 什么是一个 “公平的” 公共福利投入？
2. 你是否考虑过投资决定的 “公平性”?

在第一个问题的回答里面，75% 的非经济学试验对象说：初始资金的 “一半或更多”，另外 25% 的人说：“全部”。在第二个问题的回答里面，几乎所有的非经济学试验对象都说：“是的”。而经济学试验研究生的反应就相当难总结和概括。正如 Marwell 和 Ames 写道，

…超过三分之一的经济学家不是拒绝回答关于什么是公平的问题，就是给出了十分复杂、无法解析的回复。看来 ‘公平性’ 此时的含义对此类人非常陌生。作出回答的那部分人更愿意回答说少做或不做贡献是 ‘公平的。’ 此外，经济系的研究生在做决定时 ‘考虑公平性’ 的可能性大概只有其他专业学生的一半。

Marwell 和 Ames 的研究也会因为非经济学对照组包含了高中生和本科生而遭受批评，这类人和一年级硕士生相比有诸多不同。可能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年龄。然而，我们就会看到，在搭便车实验中，基于年龄的批评在较年长学生通常对社会担忧贡献更大的证据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另一方面，还可能是更成熟的学生对公平性这种精细而模糊的概念有更复杂的理解，这就导致他们对此的回答更不易被解读。

不过，Marwell 和 Ames 实验中还有一个不容易化解的疑虑。虽然作者的报告没有提及经济系学生的性别组成，但是这种人群几乎总是由男性占大多数。相比较，由高中生和本科生组成的对照组男女比例均衡。后面我们的证据会表明，男性在此类实验中的表现非常倾向于不合作。因此，Marwell 和 Ames 的发现富有启发性，但是他们没能明确地说明经济学家的行为有不同。

B. 经济学家和最后通牒博弈游戏

另一项关于经济学家的行为是否和其他学科成员有区别的重要研究来自 John Carter 和 Michael Irons (1991)。他们通过观察经济学家在最后通牒博弈游戏中的行为测量了他们的利己主义程度。这是一个由两个玩家参与的简单游戏，一个是 “提议者”，另一个是 “响应者”。提议者有一定量的钱（游戏中是 10 美元），她必须建议如何与响应者分配这些钱。例如，提议者可以建议自己拿 X 美元，剩下的 10-X 归响应者。提议者给出建议之后，响应者有两个选择：(1) 他接受建议，这样两个人各获得由提议者建议的钱数；(2) 他拒绝建议，此时两个人都无钱可拿。游戏只在同一对人之间进行一次。

如果两个玩家都按照利己主义模型来表现的话，该模型能够毫不含糊地预测游戏的进程。假设钱的最小单位是 1 分，那么提议者会给自己 9.99 美元，并把 1 分钱留给响应者，而响应者会因为 1 分钱也比没有好接受那 1 分钱。由于游戏只进行一次，响应者也没有道理不接受现在的提议而等待将来更好的提议。

其他研究表明利己主义模型预测的策略实际上从未被执行：五五开的结果最常见，大多数单边提议鉴于公平性被拒绝。

Carter 和 Irons 的研究策略在于比较经济专业和其他专业的学生在此游戏中的表现，并观察哪个群体的行为更接近利己主义模型的预测。在 43 个经济专业学生的样本下，响应者平均接受的金钱是 $1.70，而其他专业 49 个学生的平均值是 $2.44 (p<.05)。作为响应者，经济系学生的行为明显比其他专业的学生更接近利己主义模型的预测。

提议者的结果也类似，经济系学生的行为比其他专业的学生更符合利己主义模型的预测。经济系学生提议者平均提议自己获得 $6.15，而其他 49 个非经济系学生平均只有 $5.44 (p<.01)。

Kahneman、Knetsch 和 Thaler (1986) 汇报了与 Carter 和 Irons 类似的结果：在最后通牒博弈游戏中，商科学生（加拿大大学用来描述学习商业的学生）比心理系学生更倾向于作出单边提议。

Carter 和 Irons 的结果面临一个难题，他们分配提议者和响应者的方法让人有可能对以公平的名义需要什么行为有不同的解释。特别是，提议者通过在初选的文字游戏中获得高分来得到提议者身份。因此，提议者可能会根据前期表现较好来推断自己应该有权分到更多的钱。所以，经济系和非经济系学生观察结果的差异也可能是前期表现差异的体现。经济系学生受到的边际生产力教育至少让这种解释不那么离谱。

对已有文献做个总结，Marwell 和 Ames 以及 Carter 和 Irons 的论文都为经济学家比其他人更倾向于不合作的假设提供了证据。但是由于如上所述的具体实验设计问题，他们的研究都不能做明确的结论。在以下章节中，我们会描述我们自己用来测试经济学家的行为更加不合作这一假设的努力。

C. 调查数据和慈善捐赠

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搭便车假说的核心建议是经济学家可能会比其他人更不愿意为私人慈善团体作出捐助。为了研究这种可能性，我们随机从 23 个学科中选择了 1245 名大学教授，并向他们邮寄问卷。问卷要求他们汇报他们每年向各种私人慈善团体捐助的金钱数目。我们收到了 576 份带有充分细节的回复。回复者按照以下学科分类：经济学 (N 75)；其他社会科学 (N 106)；数学、计算机科学以及工程学 (N 48)；自然科学 (N 98)；人文 (N 94)；建筑、艺术和音乐 (N 68)；雇员 (N 87)。每个学科的人数，包括经济学，都远比强搭便车假说所预测的要少。但是完全搭便车者（即没有给任何慈善机构做捐助的人）在经济学中占有的比例超过被调查的其他 6 个学科中任何一个的两倍。（参考图一）

图一 7 个学科中完全搭便车者所占的比例。

虽然我们没有被调查者的性别数据，不过学科的性别差异看来并不是图一中搭便车者比例的原因。比如，自然学科，主要以男性为主，其中的搭便车者只有经济学的三分之一。

尽管经济学家通常有较高的收入，但是就对大型慈善机构——收看者付费电视和 United Way——的捐款额的中位数来说，他们也是最小气的。

图二 对公众电视捐款额的中位数。

图三 对 United Way 捐款额的中位数。

就利己主义模型的公平性而言，我们应当注意即使是对公共电视和 United Way 这样的慈善机构人们也有利己主义理由来捐助。例如 United Way 的活动经常会在工作场合进行，其中就有相当大的社交压力来捐助。公众电视的筹款活动通常广播捐助者的名字，经济学家和其他学科的成员一样都有被当作社区热心人而享受欢呼的愿望。对于更小的、更个人的慈善组织，通常有更强烈的利己主义原因来捐助。总之，没能做出和自己收入相匹配的捐助可能意味着彻底脱离了宗教团体会员、兄弟会成员之类组织带来的大量个人益处。

对经济学家向其他慈善组织捐助的进一步观察，从绝对的角度来说，我们发现他们的年度捐助中位数实际上比其他学科合在一起的中位数要稍微大一些。但是因为经济学家的收入明显要比其他人群高，这个数据，如图二和图三所示，实际上夸大了经济学家的慷慨程度。不幸的是，我们没有调查对向的直接收入情况，但是我们有这些被调查者在其学科的从业年限。为了考虑收入对调查结果的影响，我们使用了一个有较大规模的私立大学的数据来估算每个学科的收入方程（工资和工作年限的关系）。然后，我们把该收入估算的系数应用到我们的调查数据中，由此计算出每个调查回应者的估计收入。最后，我们在图四中展示了每个回应者估计收入和其报告的总慈善捐助的关系。在后面的研究中，我们去除了全部经济学家的数据，由此来查看带有经济学家数据的趋势和没有经济学家的趋势有无不同。

因此，举例来说，在图四中，我们看到年收入 $44,000（大概是建筑师的估计收入中位数）的非经济学家每年预期捐助差不多是 $900，而年收入 $62,000（大概是经济学家的估计收入中位数）的非经济学家每年预期捐助超过 $1400。

图四 慈善捐助对比估计收入。

利用慈善捐助和估计收入数据，我们计算了每个调查回应者的估计收入和预期捐助的方程。然后。我们计算了每个学科的慷慨程度，即每个学科成员实际报告的捐助和根据估计收入计算出来的预期捐助之比。如果某学科的比例大于 1.0，则该学科比小于 1.0 的学科更慷慨。对经济学家计算出的慷慨比例是 0.91，这意味着我们调查的经济学家的捐助是他们按照估计收入预期应该捐助的 91%。经济学家的该项数据和其他学科的比较展示在图五中。

图五 平均实际捐助和根据估计收入计算的预期捐助之比。

就我们调查的其他几个维度来看，经济学家的行为和其他学科并无不同。例如，经济学家对可能作弊的学生采取行政手段的可能性仅仅比其他学科成员略高。实际上，参与调查的经济学家汇报的 “志愿活动” 时长也稍高于整个调查团体的平均值。而经济学家汇报的参与总统选举投票的频率也只是略低于整个团体的平均。

D. 经济学家和囚徒困境

在此节，我们报告一个大型实验的结果。该实验研究的是经济学专业和非经济学专业在囚徒困境游戏中的表现如何。

表一展示了在标准囚徒困境游戏中两个玩家的金钱收益：X 和 Y（美元）。正如在所有的囚徒困境类游戏所展现的结果，表一中两方合作的收益总是大于背叛。但是当一方的策略固定时，另一方背叛总能获得比合作更多的收益；所以这是一个困境。如果从利己主义出发，每个玩家都要比合作的结果差。

表一. 囚徒困境游戏的金钱收益。

利己主义模型最著名而又最富争议的预言之一是在一次性的囚徒困境游戏中人们总是会背叛。因此，这种游戏为研究各种人群的利己主义程度提供了一个机会。由此，我们进行了一场大型的一次性囚徒困境试验，其中包括经济学专业学生也包括其他专业的学生。我们的许多试验对象是从大纲中需要学习囚徒困境的学生中招募的。我们为其他试验对象简短地解释了囚徒困境游戏。

试验对象三人一组，每个人都将和另外两个人进行一次游戏。如表一所示，每次游戏的收益矩阵都一样。我们告诉试验对象游戏是真金白银的，并且每个人都不能看其他人在每轮游戏中的应对。（下面会详述如何保密。）

在大家互相认识之后，每个试验对象会被带到一个单独的房间。他们被要求在房间里填写他们对组内其他两个玩家的策略（合作或背叛）。填好表格之后，结果被记录并支付薪酬。每个试验对象会有一次性支付的薪酬，它由以下三部分组成：(1) 和第一个对手游戏后的收益；(2) 和第二个对手游戏之后的收益；(3) 随机从一大堆有正有负的数里抽到的数值。玩家看不到单独的结果，只能看到一次性获得的总薪酬。

随机数的目的是让试验对象无法从其总薪酬中推断其他玩家的表现。随机数既防止了推断个人的选择，也防止了推断小组选择的模式。因此，和以前的囚徒困境游戏不同，我们的试验避免了试验对象推断对手背叛会怎样。

在一个游戏版本（“无尽” 版）中，我们告诉试验对象可以承诺不背叛，但是也告诉他们由于他们的操作是匿名的，所以承诺也没有效力。在另外两个游戏版本（“中间” 和 “有限” 版）中，游戏对象不允许承诺会作出某操作。后面两个游戏的区别是游戏前每次交互的时长，中间版允许的时长是最多 30 分钟，而有限版是 10 分钟。试验开始前，我们向每组对象详细解释了囚徒困境，而且我们讲完后向每个对象发放了问卷，验证他们确实理解了不同选择的结果。

整个试验对象的总体结果

总共有 267 次游戏，这就是说一共有 534 合作或背叛的选择。经济学专业和非经济学专业的选择如图六所示，经济学专业的背叛率是 60.4%，而其他专业的背叛率是 38.8%。

图六 整体背叛和合作率。

毋庸置疑，这个差异有力地支持了经济学专业比非经济学专业更为利己主义这个假说。（p<.005）。

增加控制变量

前文已经讨论过，经济专业学生和其他专业学生表现差异的一个可能解释是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更可能是男性。为了控制试验条件中性别、年龄等因素的可能影响，我们对表二进行了最小方差的回归。由于每位学生都进行了两次游戏，所以游戏中个人响应并非独立统计事件。为了消除这个问题，我们把样本限制在 207 个对象，他们要么是两次全合作，要么是两次全背叛。另外 60 个对象是一次合作、一次背叛，这些没有计入统计样本。因变量是试验对象的策略选择，我们用 0 表示 “合作”，用 1 表示 “背叛”。自变量是 “econ”，其中 1 表示经济学专业，0 表示其他；“无限”，其中 1 表示试验是无尽版，0 表示其他；“中间”，1 表示中间版，0 表示其他；“有限”，作为参考类别；“性别”，1 表示男性，0 表示女性；以及 “班级”，1 表示新生，2 二年级，3 三年级，4 四年级。

与很多其他关于性别在合作方面差异的研究一致，在其他因素一样的情况下，我们估计男性背叛的可能性差不多要比女性高 0.24。即使考虑了性别影响，我们看到经济学专业的学生背叛的可能性还是几乎要比其他学生高 0.17。

无尽版和中间版的参数代表了相对于有限版的背叛率。正如我们所期待，中间版（测试对象比有限版有更多时间来互动）的背叛率更小，而无尽版（测试对象可以承诺合作）的背叛率快速下降。在征得测试对象的许可之后，我们对某些无尽版小组的对话进行了录音，毫无例外，每个小组成员对向对手承诺自己会合作。（毕竟，承诺背叛没有意义。）

请注意，最终，随着学生在学校度过时光，整体的背叛率显著下降。班级参数代表着每年背叛率都会下降，平均下降是 0.07。当我们面临是否经济学训练是经济学专业学生高背叛率的原因这一问题时，这个现象就显得非常重要。

无尽版样本

单独查看无尽版样本时，我们从图七看出经济学和非经济学的差异在允许测试对象承诺合作后基本消失了。对该样本，经济学专业的背叛率是 28.6%，而非经济学专业的背叛率是 25.9%。

图七 无尽版样本（允许承诺）。

中间版和有限版样本

由于非承诺版本的试验构成经济学专业学生具有较高背叛率的大部分，我们后面的分析重点就放在有限版和中间版的试验对象上。因为这些试验组遇到的情形非常接近实际社会上遇到的困境，所以他们很有意义。总体来说，人们很少有机会互相看着眼睛，然后保证不会在无人的海滩上丢垃圾或者拔掉车上的尾气净化器。

在图八，我们汇报了限制版和中间版群组的选择。比较图八和图七，我们清楚地看到经济学专业和非经济学专业都有较高的背叛率。他们分别是 71.8% 和 47.3%，差别非常明显。

图八. 非承诺组的背叛率和合作率。

合作与背叛的原因

作为最后结束的问卷部分，我们测试了试验对象对不同选择的回报的理解，我们也要求他们叙述他们作出选择的理由。我们的理论是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更倾向于把游戏的目标用利己主义的术语来描述，因此更可能专门使用游戏本身的功能来说明自己作出选择的原因。与之相反，我们预期非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会更开放地解读游戏，因此更可能通过观察伙伴来作出决定。相应地，我们预期非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更多的描述对伙伴的感觉、人性等等。这正是我们发现的模式。在经济学专业的样本中，31% 专门使用了游戏本身的功能来解释他们的策略，而非经济学专业的样本中只有 17%。这个差异的随机可能性低于 0.05。

经济学专业具有较高背叛率的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可能更倾向于认为伙伴会背叛。毕竟，利己主义模型会鼓励这种预期，而且我们从其他试验已经知道如果被告知伙伴会背叛，那么大多数试验对象会背叛。为了研究预期的作用，我们询问了康奈尔大学经济系公共财务课的高年级学生，问如果他们确信伙伴将合作时，他们在一站式囚徒困境游戏中是合作还是背叛。大多数学生是三、四年级经济专业的学生。在 31 份收回的问卷中，18 份（58%）报告会背叛，只有 13 份表示会合作。与之相反，只有 34%（41 份中的 14份）非经济系的康奈尔大学生在回答同样的问卷时选择了背叛 (p<.05)。对同样两组对象，几乎所有回复者（经济系 31 个中的 30个，非经济系 41 个中的 36 个）表示如果知道伙伴会背叛，他们也会背叛。通过这个调查，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虽然伙伴的表现有很重要的预测价值，但是在对伙伴的预期一致的条件下，经济系学生还是要比非经济学学生保有高得多的背叛率。

II. 为什么经济学家的表现会不一样？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看到很多证据表明经济学家在多个维度都表现得更不合作。这种不同有可能只是经济学训练的结果。另外，这种不同也可能仅仅是由于选择学经济的人本来就是这样。或者也有可能是两者的组合效应。现在，我们看下经济学训练是否是决定性因素。

A. 高年级和低年级的比较

如果经济学训练在合作行为上起着决定性作用，那么我们可以期待囚徒困境中的背叛率随着经济学训练而增长。同样，我们还是看非承诺的样本，图九展示了按专业和年级分的背叛率。可以看到，经济学专业的背叛率在高年级（三四年级）和低年级（一二年级）学生中基本没有区别。与之相反，非经济学专业低年级的背叛率比高年级的背叛率高了差不多 33%。

图九 高年级和低年级的背叛率。

图九展示的模式在排除了其他影响背叛率的因素之后还是一样的。正如回归等式在表三中总结的一样，经济学专业高年级和低年级的背叛率没有明显差别。而非经济学专业，每个专业高年级的背叛率都显著降低，下降超过 16%。

因此，一般对学生来说，当他们越接近毕业应该越明显地有合作的倾向，而这一倾向很显著地在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中消失了。就已知的证据来看，我们不能说非经济学专业的课程有什么影响。但是不管是什么原因，合作倾向消失的这个事实，与经济学训练对经济学家合作率的降低有决定性作用这个假说是一致的。

B. 诚信调查

为了进一步评估经济学训练是否抑制社交困境的合作，我们向两组学生展示了两个道德困境。两组学生都来自康奈尔大学，其中一组学习两门微观经济学入门的课程，另一组是学习天文学入门的对照组。在一个困境中，一个小企业收到 10 台电脑，但是账单上只收取 9 台的费用。问题是该企业主是否应该告知电脑公司这个错误。试验对象首先被问道，估计企业主指出错误的概率（0 - 100%）；然后再回答，如果他们是该企业主，那么他们指出错误的概率。在另一个困境中，一个装有 $100 的信封丢了，上面写着姓名和地址。试验对象首先被问道，如果他们丢了信封，那么估计一下陌生人会交回信封的概率；然后交换一下角色，换成他们是陌生人，回答他们交回信封的概率是多大。

每个班的学生都要两次回答这些问卷，第一次是 9 月份课程开始的第一周，第二次是 12 月课程结束的最后一周。

针对四个问题的每个回答，每个学生会被标记为 “更诚实”——如果该学生在 12 月回答的概率高于 9 月回答的概率；“更不诚实”——如果概率降低；“不变”——如果概率一样。我们的假设是即使一个学期的微观经济学入门课程也会对学生对社会的利己主义的预期和自我的利己主义表现产生可观测的影响。

第一组被调查学生的微观经济学讲师（A）是一个主流的经济学家，研究工业组织和游戏理论。在课程中，该讲师强调囚徒困境及其对生存压力如何阻碍合作的相关诠释。第二组学生的微观经济学讲师（B）是研究中国毛时代经济学的专家，并不强调 A 的材料，不过也布置了主流经济学的介绍文本。基于这些不同，我们预期 A 班同学的经济学效应要比 B 班更强。三个班的结果显示在图十-十二中。

微观经济学简介 A 班 (N 48)

图十 问卷结果，微观经济学 A 班。

微观经济学简介 B 班 (N 115)

图 11. 问卷结果，微观经济学简介 B 班。

天文学简介班 (N 30)

图十二 问卷结果，天文学班。

如图十和图十一所示，讲师 A 班级同学的反馈更有愤世嫉俗的倾向，而讲师 B 班级的同学则没有。而作为对照组的天文学简介学生（图十二)随着学期的进步则有微弱倾向作出不那么愤世嫉俗的期望和行为。

人们会很自然地考虑图十和图十一的不同也许是部分归因于学生自主选择讲师而不是随机分配的讲师。两位讲师的意识形态或许早为众多学生所知，并导致选择讲师 B 的学生中最不愤世嫉俗的人数比例不正常。不过，有两个结果严重与这种解释矛盾。第一，事实上对四个问题最初回答的平均值在两个班里几乎一样。第二，请注意图十和图十一记录的不是愤世嫉俗的 级别，而是愤世嫉俗级别在课程开始和结束时的 变化。因此，图十一告诉我们的是，即使 A 班的同学开始时更愤世嫉俗，他们在学期之后还要更愤世嫉俗。这个发现和我们的假设一致：利己主义模型倾向于限制合作。

讨论

此前有多个研究试图揭示经济学家是否比非经济学家表现得更利己。Marwell 和 Ames 在搭便车研究中发现的经济学家更有倾向性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因为他们的经济学家样本和非经济学家样本在除了学术和兴趣之外的多个维度都不同。Carter 和 Irons 在最后通牒游戏中的发现可以有另外的解释：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可能对在初选拼字游戏中的表现如何影响最后通牒游戏的结果抱有不同的观点。

我们相信我们的囚徒困境游戏之结果是对经济学家和非经济学家的利己主义行为非常不同的最清楚的展现。而且我们关于慈善捐助的调研是对经济学家更可能搭便车这一假设的额外支持。

但是我们也要强调，以上两个试验也为至少在某些情况下经济学家会表现得像传统社群主义者那样提供了证据。比如，他们报告的志愿活动时间投入和其他类别的人一致，他们的总慈善捐助额，根据收入来说，仅仅略少于其他类别。最后，在囚徒困境游戏的无尽版中，试验对象可以承诺合作，经济学家的合作程度也几乎和非经济学家一样。

我们还发现支持经济学训练是导致合作差异的部分原因的证据。第一，我们看到经济学和非经济学学生背叛率的差异随着年级增高而变大。第二，我们看到微观经济学入门，至少按照某种方式教授，看来会影响学生对诚实的态度。

很明显，经济学家和非经济学家的行为存在不同的证据要强于经济学训练产生不同的证据。但是对经济学训练的作用还有一些间接证据。囚徒困境游戏数十年的实验研究展示的一个最明确的模式就是，游戏一方的行为会非常大地受到此一方对另一方行为预测的影响。在非经济学家的试验里，人们期待另一方会合作的话，通常也会合作；而人们期待另一方会背叛的话，几乎总是也背叛。在我们的试验中，经济学家比非经济学家期待对手会背叛的可能性要高 42%。如果这个不同不是因为反复接触一种以毫不含糊的口吻预测人们总是会背叛的行为模型的话，那么它真是太惊人了。

为了方便讨论，假设知道利己主义模型确实导致人们的行为更加自私。那么这个原因值得担心吗？如果常理倾向于合作会消解囚徒困境和其他市场失败的问题，那么自私行为增加带来的成本就是经济产出实际价值的降低。谁来承担这个成本呢？按传统财务来说，谁一直合作谁就承担这个成本，这是在平等角度是有问题的结果。不过，最近有些学者认为，不合作行为的最终受害者可能是实施这些行为的人。比如，我们假设在一站式囚徒困境游戏中部分人总是合作，而另外的人总是实施看似占优势的背叛策略。如果人们可以自由选择游戏对象，并且如果有分辨合作者和背叛者的线索，那么合作者会找到合作者来游戏并获得比背叛者更高的收益。我们也展示了即使是以包括陌生人的短暂相遇为基础，囚徒困境游戏的试验对象也很擅长预测谁会合作及谁会背叛。如果人们对预测熟人的行为更擅长，那么看来直接追求物质的利己主义实际上常常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这些观察结果并不是在挑战利己主义作为人类发展动力的显而易见的重要性。但是，它们确实建议我们需要一个更加丰富的人类行为模型，这个模型需要明确认可具有合作动机的人经常会胜出。

参考文献

Akerlof, George. “Loyalty Filter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3, March, 1983: 54-63.

Carter, John and Michael Irons. “Are Economists Different, and If So, Wh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5, Spring, 1991.

Carter, John and Michael Irons. “Are Economists Different, and If So, Why?” (longer, unpublished version of the paper above), College of the Holy Cross, Dec., 1990.

Dawes, Robyn. “Social Dilemma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31, 1980: 163-93.

Etzioni, Amitai. The Moral Dimension: Toward a New Economics, NY: The Free Press, 1988.

Frank, Robert H. Passions Within Reason, NY: W. W. Norton, 1988.

Frank, Robert H., Thomas Gilovich, and Dennis T. Regan, “Can Cooperators Find One Another?” unpublished paper, 1992.

Gilligan, Carol. In a Different Voi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Guth, Werner, Rolf Schmittberger, and Bernd Schwarze. “An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Ultimatum Bargaining,”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3, 1982: 367-88.

Hirshleifer, Jack. “On the Emotions as Guarantors of Threats and Promises,” in John Dupre, ed., The Latest and the Best: Essays on Evolution and Optimality,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87.

Kahneman, Daniel, Jack Knetsch, and Richard Thaler. “Fairness and the Assumptions of Economics,” Journal of Business, 59, 1986: S286-S300.

Mansbridge, Jane J. Beyond Self-Intere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Marwell, Gerald and Ruth Ames. “Economists Free Ride, Does Anyone Els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5 (1981): 295-310.

Tullock, Gordon. The Vote Motive, London: Institute for Economic Affairs, 1976.